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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
参看本卷第148页注〔1〕。
〔9〕扶桑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
旧时我国常以“扶桑”
指称日本。
李顿报告书〔2〕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
，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
，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
（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
，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
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
，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3〕乎，莫斯科乎？”
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
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
国家者政府也。
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
，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
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
这使人苦闷得很。
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
。
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
，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
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
，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
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
劳工了。
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
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
——到阴间去。
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
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
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
“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
，——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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