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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党政不合，便是正副之争，拉帮结伙，人身依附，人格扭曲，内耗不停，走到哪里竟是一个样。
所区别者是个程度问题，有的矛盾公开尖锐，有的还相互留点儿面子，有的既联合又斗争，有的先隐蔽后暴露，有的心甘情愿作宦官，有的把人马划成亲你或亲我，屁股坐在哪一边？千条江河归大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营造自己的小王国‐‐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封建人治专制土壤的天然果实，是个国粹顽症，是人事体制要变革的问题，是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改良脚下这块土壤的问题。
我们对马俊仁的脾气性格已经熟知，对当时的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兼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崔大林也比较熟悉。
崔大林在1988年力主辽宁体育界的改革，在国内体育界第一个引进竞争机制，打碎铁饭碗，取消教练员终身制，实行聘任制，破格把马俊仁从基层体校选拔上来，从而解开了马俊仁这匹千里马的缰绳。
当马俊仁在五届全运会上惨遭失败的时候，当平日里许多人对马俊仁多有非议的时候，崔大林多次宣讲：&ldo;老马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敬业精神，勇敢的创新精神，他有一股子宁折不弯的闯劲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呢？&rdo;当有人批评马俊仁身上毛病多爱放炮时，崔大林又坚定地说：&ldo;人不可求全，毛病谁没有？要敢于用人一技之长！
&rdo;‐‐若非先生垂三顾，谁识茅庐有卧龙？中国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渊源背景，封建人伦社会遵循的是主恩知遇。
老马和大林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大林是正宗的干部子弟，文革中同样忍辱受苦插队插到铁岭。
他从小浸泡在东北良好的体育环境中，特别喜欢篮球足球，插队的时候是县里男篮的一名好前锋。
个头不算高，黑而精壮，弹跳好投篮准确动作迅猛。
这又是孙玉森告诉我的。
那时候孙玉森从沈阳体院毕业后正好分配在这个小县的体委主抓篮球队。
往后孙玉森调到铁岭地区体委，崔大林也升到地区队。
这又是一个较深的渊源。
文革后大林回城返沈阳，先是在省体委援外办当干事，仍在体育这条线上发展。
到了1980年，30来岁的崔大林就担任了辽宁田径队的大队长。
孙玉森这阵子也从铁岭调回省城也到了省体委。
他们从20多年前就在一起，切磋体育的技战术和人生的苦与悲。
二人在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算是前后脚一块儿前进。
孙玉森是科班出身，崔大林是自学成才。
具体说究竟是谁帮了谁的忙，这无关紧要，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厚实处得挺铁，称得上心心相印。
崔大林在1985年出任了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院长并成了省体委党组成员，时年36岁。
孙玉森当时大概不到40岁吧，又继崔大林之后担任了田径队队长，崔大林成了孙玉森的上级，两人一个心眼儿要把辽宁田径抓上去，1988年招来了马俊仁。
崔大林当院长要操心的运动项目自然很多，但他毕竟是从田径队拼出来的，对田径队的业务感情上更关切也更内行。
1990年崔大林在兼任院长的同时又当了省体委副主任，还是主管竞技体育业务。
有报道说崔大林&ldo;对体育业务之精熟堪称活电脑&rdo;，此话不虚。
干部子弟一旦踏上事业之路，思想素质和理想追求又高于孙玉森等农家子孙。
应该说，是崔、孙二人用自己的优长和心血共同培育了马俊仁进而成全了马家军的。
可以说，崔、孙、马形成三驾马车合力并进局面，为后来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我在沈阳体育界生活50天采访数百人，大家对这一点一致公认。
没有崔大林坐庄没有孙玉森事无巨细的操劳，没有崔孙二人做强硬的组织保证和人事后盾马家军断难成就大业。
这一切反过来证明了那个古老的道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大事者必铁了心团结一致。
孙玉森和我处熟了，悄悄告诉我说：咱这儿不少人把老崔比作辽宁体委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呢！
事实上，崔大林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运动技术学院院长，一身兼任两个副厅级，从1985年起主抓竞技体育，业务上各项工作颇为扎实到家，为辽宁体育健儿最终在九三年七届全运会上的崛起立下了头功，往后能否在中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真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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