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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
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
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
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
，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
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
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
加“爱情”
，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
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
的故事一样地荒唐。
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
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
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
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
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
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
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
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
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
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
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
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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