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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陶弘景与谢徵，一个是山野道士，方外之人，一个是朝堂重臣，世俗之人，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并且两人在年龄上还相差44岁，但令人吃惊的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紧密，据有关文献记载，两人是情同手足，书信频繁，如此亲密的关系，极不符合常理，而更令人感到更为诡异的是，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536年，前后没隔几天就去世了，时年，谢徵37岁，陶弘景为81岁。
第二，也是学者最用心着力的一点，他认为，一直深藏在梁宫里的传国玉玺，最后是被陶弘景与谢徵里应外合偷走的。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齐宫词》这首诗中，就隐晦地提及了此事。
所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讲的就是这件偷盗之事，大意是：
在一个歌舞狂欢的夜晚，传国玉玺被人从梁武帝的皇宫中悄无声息地偷走时，曾惊动了宫殿飞檐上的九子神铃。
神铃发出了警示声响，可惜所有人当时都处在醉生梦死之中，以为那是风吹的原因。
“
“九子神铃？”
，杨之江好奇到，
“传说中，这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铃铛。
据文献中记载，这九子铃铛上面设有九条金龙，每条金龙都口衔着一只金铃，能沟通天地人鬼两重世界。
呵呵呵…”
吴教授刚解释完，便猛地深深叹息了一声，然后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到：
“我刚才提过的那个“三诏不起”
的柳识，其实，对传国玉玺的被盗失踪之事，也高度怀疑过陶弘景。
他在隐居茅山期间，曾应茅山道长邀请，写了一篇名为《茅山白鹤庙记》，在文中就提到‘斯乃虚而有象，运而无形。
盖显为皇王师范，道之形器也’，其中的‘皇王师范，道之形器’，指的就是传国玉玺，柳识为此感慨到：‘世之贤士，高位济俗，乃无意于车舆；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宁有意于云鹤？’，明显在暗指陶弘景，并带有责问之意。
呵呵呵…也正因为此，后来元代的茅山道士刘大彬，在编撰《茅山志》时，竟然对柳识的这篇名闻遐迩的庙记，以及柳识何时来茅山隐居，为何来茅山而不去当时道家云集的嵩山，以及是否死于茅山等情况，都只字未记，呵呵呵…有意思吧？”
吴教授看着范杨两人一副专心听讲的样子，欣然说到：“我再跟你们聊一下柳识这个人的身世背景，你们也许会更明白些”
范清婉和杨之江神情严肃地望着吴教授，皆缄默不语，
“柳识这个人虽是唐代中期之人，可他的祖上却是南朝梁武帝时期担任左仆射的柳惔，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柳识是柳惔的六世孙。
柳惔此人，与当时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为同朝之人，对陶弘景的熟悉程度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全面深刻。
再加上柳识自己，在唐朝的朝廷中担任过左拾遗、屯田郎中以及集贤殿学士等职，特别集贤殿学士一职，就是掌管唐朝国家图书经籍的官员，‘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旨以求之’，因此柳识对梁代陶弘景的认识，以及相关叙事等，应该要比一般人更为可靠，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
吴教授一讲完，便忽然笑了起来，须臾之后，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到：
“你们两个可要注意哦，我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讲的是证人证词。
下面，我再讲讲传国玉玺失踪为何与陶弘景有关的理由，你们俩仔细听听，这些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理由一：梁武帝建国之初，陶弘景用图谶方式为其定国号为“梁”
，实际上是为梁武帝的治国理政，打下一个以道教为舆论基础的治国之本。
其后，他又苦心孤诣编制了一部道教历史上震古烁今的《真灵位业图》，期望能进一步影响梁武帝的治国方略，进而来兴盛道教，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梁武帝后来却突然宣布道教为邪教，并加以遏制，同时大张旗鼓地弘扬佛教，致使陶弘景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理由二、陶弘景表明上看崇尚道教，但骨子里却浸透了墨家的思想，其在所著的《真灵位业图》中，异乎寻常地将墨子与太上老君同列为第四层次的主神，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梁武帝立国之后，效仿了古代圣王大禹的苦行僧做派，三更理政、一日一餐，膳无鲜腴，身着布衣，手脚冻裂，一冠三载，一被二年，摩顶放踵，并将其称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定为“天监”
，完全遵循的是墨家的“尊天明鬼”
的理念以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之行为准则，这令陶弘景当时极为欣慰。
关于这一点，你们俩可以从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为梁武帝所画的《梁武帝像》中得以印证。
在这幅画中，梁武帝是苍髯，簪冠，博衣，左手执尺，右手手指弯曲，犹如一把圆规，这与墨家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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