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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前朝的经典古籍，为此提供了明确的例证，并为“壬辰之运”
夯实了理论基础。
由于此例证过于单薄，故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校的图书馆、老馆古籍部等地查阅，并曾让自己的学生李尔玉协助他到网上去查找过，后来他总结梳理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历史上在壬辰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实并不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也只有三件，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自己对“壬辰之运”
的理解和诠释。
第一件，发生在公元前689年，这一年为壬辰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即：卞和在经历了向楚厉王和楚武王两次献玉失败之后，终于在这一年成功地将玉璞献给了刚刚继位的楚文王芈熊赀，从而导致了和氏璧的横空出世，并为秦皇传国玉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第二件，发生为公元512年（壬辰年），也就是梁天监十一年的5月12日，北魏辖地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7.5级特大地震，山崩地裂，死伤无数，是一次巨大的灾难。
由此，吴教授得到了一个较为肯定答案，即所谓的“壬辰之运”
，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契合了道教的阴阳理论，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为“天下大乐”
、“真君出世”
之好运，另一面为灾难降临之厄运。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公元512年，在这一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浙江宁波，将逃离四年的陶弘景请回了茅山。
表明上看，这是帝王与道士之间的寻常小事，但其背后却牵涉到一件影响南梁国运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宫的秦皇传国玉玺失踪之事。
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推断和联想，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镇江焦山博物院贾副研究员的那篇论文。
贾副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瘗鹤铭的碑文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依据的是茅山道观的一处古井围栏上的字体，因与瘗鹤铭碑文的字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该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监十三年开挖的。
并且《瘗鹤铭》的碑文，开篇就是“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
，明显突出“壬辰”
和“甲午”
这两个重要的纪年。
更有，他发现《瘗鹤铭》摩崖石刻发生的时间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脉搏。
而碑文中的“鹤”
，与道教所提倡的“和”
，不仅是同音，并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道教的理论体系中，“和”
就是天道，“鹤”
则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实物形态，鹤则是玉玺的人格化，这时，他想起他的学生李尔玉的博士论文，其在答辩时称，秦皇传国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惊。
其后，他又将《瘗鹤铭》的碑文与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进行了深刻的联系、比对和剖析，在此惊人地发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极具现实蔓延与幻想交织之特征。
这种托形寓意之方式，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
的所谓“龟甲图谶”
，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前者以鹤代表天道的传国玉玺，后者借龟来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前去茅山道观，实地考察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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