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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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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1979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1979年被确定下来了。

在两年后，它将遇到第一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

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

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

①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

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

，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

，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

得了。

“傻子瓜子”

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

、“年广久是剥削分子”

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

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

与“资本家”

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

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

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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