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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
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
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
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
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
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
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
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
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
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
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
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
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
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
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
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
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
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
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
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
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
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
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thoas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
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
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
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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