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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
中国人称为“经”
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
中国人称为“权”
者来弥补。
所谓“权以经济之穷”
。
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
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
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
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
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
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
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
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
，等于教人放任自然。
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
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
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
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
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
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
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gha）。
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
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
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
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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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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