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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3页）

朕想下一道旨意，规定人均占有田地与山林荒地不得超过各一顷之数，多余的可以卖给他人，也可卖给朝廷，你看是否可行？”

万历是想以此来打压地主、平衡地租，虽说有七成多的官田可以做为冲击田租市场的主力，但在江南一地，这样的冲击力却要小了很多，这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江南一地民田要比官田多。

江南现在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地，也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其经济地位在明代以前就已经确定。

在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代表着农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在江南可以屯田的地方早被屯垦了，明代开朝之初至今一百多年来，在苏、淞、浙地区总屯田数不过才两万余顷。

而在明朝之前，江南一带的官田本来也就不多，后来朱元璋打击土豪，让一些富豪迁到自己的老家凤阳去，好把自己的老家变成另一个江南，这才让官田数量与民田大体相当。

后来一些官田又被赐给官员勋戚，而有意思的是，每每被赐田的官员多数都难有好的下场，这当中的原因无非就在于他们侵占田地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利益。

于是赐了再抄，抄了再赐，几经返复，这些官田也就被朝廷在缺银时给卖掉了。

官田数量增加的不多，而卖的多，也就变成是卖一亩少一亩，长期下来，也就几近无存了。

如果要解决土地问题，江南就首当其冲，这里面有财赋收入的关系，也有解决在江南已经非常恶劣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另外，通过人均一顷的规定制约，促使大多数人将手中多余田地卖掉，当到了供大于求、急于脱手的情况，地价自然会下跌，可以使得朝廷以较少的成本收回土地，又可以使得富人因手中田地变少，不再可能以经营土地为生，从而改变守土的观念，转而从事工商业。

而定下一顷之数，万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得不为将来要进行的移民先留下一个空间。

金学曾听了却不得不有另一层考虑：“皇上此法虽妙，却不易实现。

当年太祖皇帝也推行过类似的治法，但那些田主却将手中的田地寄到亲戚族人，或者是家中仆役的名下，也就避开朝廷政令约束了”

“这一点朕也知道，要想实施不能单靠官府监督，也不能光靠朕的旨意，若是旨意能够通行，太祖皇帝时也就不会有这般情况了。

朕欲改《大明律》，将户篇田宅卷加以改变，将官田如何分租与民、民田个人占有数量、如何征税等等都要详加列述，定下奖惩之法。

像你刚才所说的问题，除了定下敢于违法者，其田地悉数抄没等惩罚外，还要加强地契明文，官府只认地契，而不认他们私下商定，如果将田主敢把田地寄到亲戚族人等名下，那么亲戚族人大可将其卖了，看还有谁敢寄名逃避！”

“皇上，《大明律》万不可更改，这有违祖制啊！”

金学曾提醒道。

万历现在最烦的就是有人跟他提什么祖制，自己宗室都敢废，还有什么祖制不能变的？正想发怒驳斥，金学曾却抢先接着说道：“大凡祖制，就是后世遇事，而前朝已有先例者，就当依前例而行之意，皇上今日施行之治，后世也当依此实施。

虽然也有明文，后人若有更为合适的处置之法可适当更改，但《大明律》却不在此列，太祖皇帝在《大明律》中定有明文，严禁嗣君“变乱成法”

，后世要依律行事，不得更改，皇上若改，《大明律》将不存矣，国法又当何在？”

这一点万历是没想到的，既然入了《大明律》，那就与其它的祖制不一样了，人都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己这个皇帝是绝不能带这个头的，可立法权是一定要抓到自己手里的，历史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都有过修改，他们又是怎么实行的呢？

“那应该如何？”

万历询问道。

金学曾想了一下：“改是不行，但可以修！

弘治十三年就修有《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到嘉靖二十九年又增至三百七十六条。

皇上可将修律一事交给内阁六部公议，再将皇上要推行的法度条目修成例，如在田宅卷外，再修一田宅新例，做为辅律推行！”

中国的语言文字被这样使用，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喜，这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万历在心里嘀咕道。

不过金学曾的话倒也让他本有的修订法案的想法，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修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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