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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4页）

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

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

1980年她从上海经由香港到了西方，定居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

time对此的评述是，because　she　knew　the　homeland　she　loved　so　deeply　had　disappeared　long　ago。

奇怪的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反复思索，发现我从未看过哪怕一本，对文革描述如此生动的书。

我看过中文出版的报告文学，看过小说，看过历史资料，但没有看过第一人称的，对那期间的回忆和社会风情的白描。

我才知道在当时的红色中国是可以有外企的；知道当时还有那样的中产式的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仆人，有各种各样的古董和首饰；说英文，可以经常出国；更加才知道文革时每日的细致生活，如何开批斗会，红卫兵如何吵架，监狱和看守所的所谓审讯，街道居委会，邻居，开始兴起的〃走后门〃和一去不回的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人性中起码的诚信良心。

郑念的文笔是我们这代人不可企及的：对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灾难，即使在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下，她也避免了最冲动和浮躁的描述，她的文字和故事是那样娓娓道来，充满了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

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许多地方看得我泪流满面。

当她讲到六年监狱之后，她终于回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去买菜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中，有人叫她〃太太〃。

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文革前的厨师她在预知红卫兵来抄家之前，就已经散尽了大部分的家产给自己的佣人两人泪眼相看，都不知道此生竟然还能见面，这种感情虽然是所谓〃主仆〃之间的情谊，但比今天的大部分朋友都要深厚吧。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在她的笔下，描写的生活似乎不在中国，而是一个与我拉开距离的世界里。

也许因为在英文中，许多对话都被翻译得过于书面，也许因为她所受的教育和修养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企及，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她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也与我们拉得太远。

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在60年代的上海能有单独的房子，三四个仆人，这在我看来本来就是差距过大，过于阳春白雪的阶级。

郑念自己在书中也写道，当她出狱后请几个朋友也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或老百姓的朋友，帮她建了一面墙，她要付给他们钱的时候，被朋友们大笑着拒绝了，说她是〃a　foreigner　who　did　not　understand　china〃。

在我看来，她的出身，她的财富确实让她与中国社会拉开了距离，她应该属于中国〃最后的贵族〃那一阶层，而不是阶级被打碎之后的中国社会。

这使她的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被局限和束缚。

但是，书中流露的那些普世的价值诚信，良心，善良，人道，平等，是没有时代局限的。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罪却在监狱中呆了六年的公民，一个女儿被人打死的母亲，她的流畅，动人描述和她美丽、优雅、有教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的始作俑者的最好指控。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她年轻的照片有点像章子怡。

她的女儿也是个美人，但那种气质却已经千差万别了。

这本书在1988年左右在中国出版过，叫《上海生死劫》，是程乃珊翻译的。

当然，这样的书也只能在那时出版，在今天再也不可能找到。

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2009…11…1610：07南方都市报李子暘□出版社编辑，北京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郑念在1980年代著有英文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生死在上海》）。

这本描写她〃文革〃经历的著作出版以后，成为长时间的欧美畅销书，郑念也因此成为闻名欧美的著名文化人士。

1988年，该书曾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在大陆翻译出版。

1966年夏天的上海以下的情景在许多时间和空间里司空见惯：

一个富裕人家里，夏天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

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

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会有这种生活吗？

是的，虽然在那时，在那个城市里，能有这样生活的人非常少，但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

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的中国，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似乎断不应该能够存在这种生活景象的。

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了。

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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