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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

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就是呵。

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

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

一九三零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

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

〃〃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

〃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

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

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

〃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

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

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

〃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

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

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

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

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

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

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

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

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

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

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

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

一九五零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

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

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

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

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

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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