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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

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

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

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

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皇帝也分明预感到，大清王朝危机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

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

大唐开元盛世&ldo;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rdo;。

而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

《史记&iddot;平准书》载：

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都城）鄙（边远地方）廪（粮仓）庾（露天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的绳子）朽而不可校。

太仓（京师的大仓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雄马）字牝（母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会（当时人皆乘雄马，有雌马杂处其间，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

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

《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ldo;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rdo;。

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ldo;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rdo;。

为什么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中国人也心甘情愿。

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

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

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

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地主不断提高要价，增长地租，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

有案例记载，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

仅仅过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

另一个案例显示，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6石。

地租如此直线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不得不起来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还组织周围的佃户，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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