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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1页）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

[21]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他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

[22]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

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ldo;原则&rdo;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

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因忧虑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而寻求借助西方建立一种抵销政策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

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

国务卿腊斯克当时就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建议，只是决定权现在掌握在继任人尼克松的手里。

过渡时期尼克松的对外事务代表罗伯特&iddot;墨菲获悉这一消息后及时予以通报，尼克松当即指示他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

[23]

继毛泽东通过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显示出对美对越关系新的战略思考之后，周恩来于11月30日会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时谈到了对帝修反的斗争策略：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

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

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

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

[24]这实际已是对毛泽东此时战略考虑的一种诠释。

总之，到1968年11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25]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李丹慧

提　要：

1968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与美国和解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的影响。

中国在处理并存的援越抗美革命外交方针与缓和对美关系务实外交方针这对矛盾时，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及对越物质援助的方针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以越南问题为轴心推动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中美关系解冻，随着越战的结束，双方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

但与此同时，中越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关键词：中美缓和援越抗美越南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

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

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

（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

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

[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

翌年初尼克松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

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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