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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

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

，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

，我用了“天壤之别”

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

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

我非常同意严锋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个月了，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已经出现的争议，现在也被下部带来的争议所稀释了。

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

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

的时代其实是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未完成的时代实在是纷繁复杂。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

《兄弟》仅仅表达了我个人对这两个时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还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

即便我有能力写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这两个时代的丰富现实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会达到。

《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骄傲地宣称除了文学，不关心其他的。

现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仍然不少。

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时，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是这位女记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对化妆品的品牌和服装的品牌可能非常了解。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几次说过，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应该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为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

同时我也几次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

我还说过艾略特的一行诗句：“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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