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对方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变成现实可能，制订战争计划的人在谋划裂变炸弹的使用时就不得不更加慎重，政治领导人在发出旨在劝告的威胁时也不得不更加小心。

用裂变炸弹进行劝导，在迫使对方采取行动（胁迫）方面或使对方不敢妄动（威慑）方面能够取得何种成果，始终取决于另一方对实际使用核炸弹可能性的估计，而当预料到对方会以核攻击回报时，那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减少。

还有，在作出估计时，必须把人们对可能以核武器进行说服的国家领导人的品格也考虑进去：特别谨慎的领导人不象鲁莽的领导人那样动辄以核武器相恫吓。

美苏两国政府一般是比较慎重的，尽管存在着因政治上不理智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采取劝导行动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各届政府谨慎程度差异的影响。

相反地，用裂变炸弹进行说服的范围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劝导者是否认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

发出警告用以阻止苏联直接攻击美国领土时，这种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发出同一种警告用以保护一个微不足道的盟国不受苏联的周边入侵，则不那么可信。

于是，&ldo;感觉利益平衡&rdo;在确定核威胁能够取得何种成果方面便与技术能力的平衡会合起来，打破了现有部队的数质量与它们的说服能力之间的简单关系。

如何让苏联估价在美国眼中某一地区对美国的利害关系，如何让美国估价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某一地区对苏联的利害关系，美苏双方都可以巧施计谋，故作姿态，[注：托马斯&iddot;谢林在其《军备与影响》（1966年）一书中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每个处于危险中的地点都能成为柏林，不是苏联的每种国际联系都能被升级为神圣的联盟。

由此可见，各方的某些利益无疑肯定能用裂变炸弹说服的方式加以保护，其他一些利益的保护如采取此种方式也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旦考虑到对方也将以同样方式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与以前比较有很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保护将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只能用常规手段进行的战争形式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所谓核武器所具有的战略独立性。

的确，暴力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实以及失败一方使用裂变武器的可能，客观上抑制了美苏两国军队间为了双方公认的次要利益而进行的直接交战行动，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交战。

因此，过去在边缘地区冷战对抗中可能出现的远征性冒险行动、袭击和反袭击行动都被排除在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蓄谋控制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边缘地区和非重要利害地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对双方利益休戚相关的地区‐‐为了保卫各自的重要利益，战争可能爆发，尽管存在着失败一方最终将诉诸裂变炸弹的危险。

因此，那些利益必须通过在现地部署常规兵力来加以保护。

1949年后美国在欧洲驻扎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以及1950年6月25日以后在朝鲜进行的战争，都标志着裂变炸弹劝阻力的减退‐‐以及战略独立性的丧失程度。

威力过大的武器

最初的原子弹体积大、笨重，且数量不多。

50年代初期由于核能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能量比头一批原子弹大50倍、甚至大500倍的聚变装置，大规模生产了小型核炸弹、核炮弹、核深水炸弹、核地雷和核弹头，使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产生了逆反效应。

一方面，大型聚变核弹的摧毁潜力，加上相同手段的报复行为，大大超过了劝导效用的顶点。

实际上，它的效用曲线在直线下降，以致人们能指望从那些武器中获得的东西比从破坏力仅为其若干分之一的裂变炸弹那里获得的东西要少‐‐有些利益值得冒险打裂变核武器战争（在这种战争中，1945年轰炸（日本）的效果可能会重现，不过更加迅速得多而已），有些利益值得不惜打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的热核战争，后者自然要比前者少。

另一方面，使核武器渗透到武装部队的各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核力量不平衡的重要性。

随着核武器装备到航空联队、陆军军、大型战舰和每艘潜艇，便可随时直接把即将来临的非核失败转变为核交战、使胜利者到那时所获得的成就化为泡影。

在核大国从50年代中朝开始拥有大量核武器起到现今的这段历史中，这两方面的效应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苏联一直未能阻止核武器对地面非核部队的平衡发生影响，因而在这类部队的平衡中，苏联地面非核部队的持续优势一直没有取得明确肯定的效果。

另一方面，美国根据&ldo;大规模报复&rdo;政策，通过主要依赖&ldo;用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在自己选定的地方立即实施报复的巨大能力&rdo;以破坏整个非核力量平衡的打算，[注：国务卿约翰&iddot;福斯特&iddot;杜勒斯在题为&ldo;大规模报复&rdo;演讲中的关健字眼（见1954年1月25日《国务院公报》）。

]也未获得成功。

大规模报复如果能获得成功，当然会最充分地肯定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

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靠核武器就可能劝阻苏联领导人，因为从未执行过单纯依靠核武器的政策：美国并没有为了使用那种&ldo;巨大的报复能力&rdo;而把它的非核部队削减到执行绊索方针所需要的那种极低水平。

相反地，几十年来，通过循环进行重整军备、战争失败、裁减军备、膨胀和再次重整军备，美国的非核军事努力从整体上看一直在加强，至少在军事开支方面是如此。

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核劝导的范围正在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