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只出现过一次机械故障。

但在部队中却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机械故障，因为其武器、车辆、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子与机械设备通常没有现在的汽车那么可靠。

作战坦克虽然有很强的防护能力，但其内部机械却极易出故障，一架作战飞机上有许多电子设备，每台设备都可能像家用汽车上的启动装置那样发生故障。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每辆车都开得很好，没有因操作错误而耽误时间。

而一支部队，不管训练多么有素、考核多么严格，演习多么频繁，都不可能指望每个操作人员一点不出差错。

公路上驾驶并不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而在战争中对操作各种武器装备则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年轻的汽车司机也都有多年的日常实践经验，而军队中的许多操作人员却只有几个月的经验，而且在这几个月中并不是经常操作，不是因为他们调到这个岗位上不久，就是因为他们操纵的是刚换过的新装备。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计划非常简单，出发地点只有一处，行进路线只有一条，目的地固定不变。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大缺点，因为它没有事先估计到，9点出发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避免交通高峰时间。

正确的军事计划也应力求简单，但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部队都有若干个部分，必须互相协调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

优秀的计划人员会尽力考虑到其他各种阻力源，但他们自己的错误往往又使阻力源增加。

最后，还有行动的指挥问题，或者讲得更充分一些，还有情报的估价、决策、内部通信和对整个指挥系统实施监控（&ldo;控制&rdo;）的问题。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行动计划，但没有指挥、情报、内部通信或监控等工作；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其他人很快就能了解最后那家人遇到的情况，及时为他们提供一辆汽车。

军事指挥机构及其情报与通信部门的任务不仅是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和应付突发情况，而且同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克服战争中的阻力。

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阻力：利用错误和过时的情报或令人误解的情报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通信网可能很先进，很可靠，又很安全，但电报仍有可能出现差错，单位发错、甚至根本没有发出去；由于既要协调各路部队，又要给每路部队以一定的主动权，二者关系之微妙使监控错误在所难免。

如果综合考虑到上述各种阻力源，就能充分认识到组织风险的影响，其中有些阻力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它们简单相加，而是相乘。

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增加到一定的人数，就会产生足够的阻力，使去海滨游玩的计划落空。

同样，即使不受敌人故意阻挠，[注：然而，聪明的敌人将设法使自己的打击能收到加大对方内在阻力的结果：如果对方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就打击他们的供应线；如果对方的通信联络已经不可靠，就打击他们的交通线，等等。

这是最富于机智的军事行动‐‐机动战，即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之弱点。

对这种战争形式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不过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它也是极容易碰到重重阻力。

]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由于故障、错误、延误等内部阻力的总体作用而破产，虽然每个单项阻力本身都无关宏旨。

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争取实现突然性的利弊：为达成突然性而背离最简单易行的行动方针，采取反常的选择；都必然进一步增加阻力，从而带来更大的组织风险。

战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会造成伤亡，以流血告终。

而组织风险成为现实是军事行动的失败，但不一定流血；于是在决定为了追求突然性需要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时，似乎可以用组织风险抵消战斗风险。

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战争的单个行动中，如平时采取的突击行动。

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风险可能互相加剧。

当然，一艘军舰因指挥阻力而驶错方向不能参加战斗，一个坦克营因补给阻力在途中耗尽燃料不能开赴前线，一架战斗机因保养阻力而不能起飞执行截击任务，它们本身都不会遇到危险。

因此，主张采取反常行动而又专注于单个交战的人动辄反对选择直接路线和正面进攻，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样做可以减少战斗风险，而对增加的组织风险的认识却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交战，而是战争全局，就会清楚地发现组织风险很可能加剧战斗风险。

从当时看，参战的整个舰队的实力会由于那艘军舰迷失方向不能参战而受到削弱，因而其他军舰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同样，那个因没有燃料而不能前进的坦克营和那架因保养不良而不能起飞的战斗机也会分别使其他坦克营和战斗机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

进而那些一开始不能投入战斗的部队会削弱其他部队的实力，使之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当它们后来加入其他部队‐起作战时，它们自己也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

反常行动在战争中普遍采用

虽然采取反常行动的好处会因为由此带来的作战力量之削弱和组织风险之增加而被抵消，而完全按线性逻辑采取正常行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最充分利用手中的一切力量，但战争史上后一种做法实属罕见，采取这种做法不受到惩罚的现象就更少了。

在大多数成功的军事行动中，其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至少有某些反常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