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林区的&ldo;血汗工厂&rdo;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

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

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

《时代》周刊写道：&ldo;无法无天的雇主&rdo;已经&ldo;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

&rdo;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

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

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

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

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

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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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ldo;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

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

&rdo;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

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

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

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

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

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

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

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ldo;撵房客&rdo;。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

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iddot;h&iddot;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ldo;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