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ot;自动&ot;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

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

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

医生是国家的雇员，&ot;国家&ot;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

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

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

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

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

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

卖货的姑娘叫他&ot;大夫&ot;，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

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ot;准官僚机构&ot;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

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ot;金山城&ot;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

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ot;自由职业者&ot;，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

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

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

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

我的朋友说：&ot;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ot;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