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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因为&ldo;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rdo;。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

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jian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

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

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ldo;恶有恶报，善有善报&rdo;，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ldo;善报&rdo;，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ldo;恶运&rdo;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

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

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

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

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

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

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ldo;以道德代法制&rdo;。

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

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ldo;德治&rdo;和&ldo;礼治&rdo;，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ldo;法治&rdo;，也不是通常以为的&ldo;人治&rdo;。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

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

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ldo;有治人无治法&rdo;（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

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

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

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ldo;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rdo;（《礼记&iddot;中庸》）。

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ldo;人亡政息&rdo;的&ldo;人治&rdo;。

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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