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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

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

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拼命进行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

结果，双方经常陷入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

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ldo;反行动取向&rdo;的。

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

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

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

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最终很可能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他路径

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要避免同归于尽，那么就必须改革。

除了改革，中国并没有其他路径选择。

执政党必须是行动取向的。

如果不行动，或者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制约而不能行动，那么只能说明执政党出现了问题。

理性地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不可能。

政治改革没有行动主要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

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进行无谓的争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更难以产生行动。

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回到技术和制度面，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争论经常导致革命。

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技术问题提高到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

相反，对制度技术的争论常导致改革。

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含义的事物转化成为一些具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

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

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

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80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

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公开财产，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

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性。

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

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性危机。

理性的做法是既往不咎

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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