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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

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

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

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

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

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

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

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

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

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

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

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

旁边突然走出两个&ot;托&ot;，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

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

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ot;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

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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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ot;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

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

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

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

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

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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