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ldo;野火&rdo;时代的台湾。

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

&ldo;野火&rdo;

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

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

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

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执著，都令我感动。

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

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ldo;宣慰&rdo;和&ldo;照顾&rdo;的&ldo;华侨&rdo;。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

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

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

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

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