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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

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ldo;其侈逼上&rdo;，《史记》说他&ldo;富拟于公室&rdo;。

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

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

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

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

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

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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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以商止战&rdo;与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ldo;以商止战&rdo;。

&ldo;止战&rdo;‐‐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

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ldo;止战&rdo;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ldo;以农止战&rdo;，法家是&ldo;以战止战&rdo;，儒家是&ldo;以仁义止战&rdo;，明清两朝是&ldo;以闭关锁国止战&rdo;，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ldo;兵战商战&rdo;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ldo;以商止战&rdo;。

就国家内政而言，&ldo;以商止战&rdo;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说：&ldo;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rdo;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ldo;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rdo;。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ldo;顺民心&rdo;?管仲的答案是要&ldo;从其四欲&rdo;，即&ldo;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rdo;。

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28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ldo;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rdo;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

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ldo;以商止战&rdo;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

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ldo;九合诸侯，一匡天下&rdo;，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

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

29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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