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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军务由职业军人来管理，但军人和政务相对分离开来，军人不干预政务，这些原则在近年来开始体现在制度上。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随着刘华清将军从政治局常委退出，中共高层不再有军人代表。

十六大也是这样，可以期望这个实践以后会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变成制度性的规定。

这次调整后的中央军委，委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

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可以变化的，重要的是这些委员来自各军兵种。

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海局势紧张，军队必须随时准备好突发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军事决策模式的变化。

以往，各军兵种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领导，不能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军事决策。

这样做强调的是党对军事的直接控制，但也会出现问题。

一是协调不够，各军兵种的利益不能反映在高层的决策中，一些决策也就难以协调各军种之间的事务。

这也是海外学者担心中国军队中流行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原因。

同时，因为没有参与，高层决策也难以反映军方职业军人的专业观点。

四中全会的这种变化应当说为军人的专业观点影响高层军事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途径。

无论是国家主席统领军队，还是军事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国的军事体制似乎在向美国模式靠拢。

人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变化会不会影响政府乃至党对军队的控制呢？在美国，总统能够控制军队，因为总统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给予了总统极大的政治合法性，这也是其统摄军队的基础。

这个条件显然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

不过，当人们讨论党对军队或者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一辈军人和新一代军人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为什么中国的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革命和战争。

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自然就大。

同时，对老一辈来说，军人和文人没有区分。

由于他们的革命和军事背景，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理想。

军人想干预政治，政治人物想干预军事，这是习以为常的。

但现在则大不一样了，军人和文人有明显的分工，军人专司军务。

实际上，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正常的军政关系的建立。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确对文人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压力。

如果文人政府要有效地掌控军队，就必须寻求更大的合法性资源。

那么怎么来获取？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大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7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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