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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尽管中国的媒体开放有外在因素，但是主要动力来自内部。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

近年来，执政党一直在讨论执政能力问题，但很少有人把执政能力和信息的自由流通结合起来。

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

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多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

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

中央政府尽管有内部信息流通管道，但地方政府往往总能有选择地公开信息。

无论怎样的内部信息流通机制，其效用都不如信息对社会的开放。

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信息的流通。

换句话说，信息向社会开放是监督官员腐败的最有效手段。

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操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操纵。

从个人层面来说，信息开放可以说是人权的一部分。

信息和人权的关系，人们谈论得已经很多。

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抽象。

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和个人利益休戚相关。

人们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也可以和今天所提倡的&ldo;人本社会&rdo;联系起来。

个人、政府、媒体的关系

信息流通也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层面，信息与公民权相关。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和鼓励社会的参与。

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建设&ldo;良治&rdo;的核心。

但很显然，社会参与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整个参与的过程是信息的流通过程。

没有足够信息的流通，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参与。

社会参与并不是说人们要参与所有的事情，人们一般只参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

利益相关的参与是理性参与的前提，而足够信息的获得又是理性决策的前提。

因此，从长远来看，信息流通是理性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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