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

我苦笑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

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

等到我从“五七干校”

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

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

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

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

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

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

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

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

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

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

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

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

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第二部分风景谈第13节怀念萧珊（2）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

最多也不到一个月。

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

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

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