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无补，举几个实例，包括我自己。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军进城还不太久，忘记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约我在他下榻的翠明庄见面。

我准时赶到，徐老当时年已过八旬，从楼上走下，卫兵想去扶他，他却不停地用胳膊肘捣卫兵的双手，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再一个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陈翰笙先生。

陈先生生于1896年，跨越了三个世纪，至今仍然健在。

他晚年病目失明，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了他的活动，有会必到。

有人去拜访他，他必把客人送到电梯门口。

有时还会对客人伸一伸胳膊，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劲。

前几年，每天还安排时间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

这样的不服老我是钦佩的。

也有人过于服老。

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黄和动物内脏，怕胆固醇增高。

这样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钦佩的。

至于我自己，我先讲一段经历。

是在1995年，当时我已经达到了八十四岁高龄。

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不知老之已至，正处在平生写作的第二个高峰中。

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几达两年之久，风雪无阻。

我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

一天早晨，我照例四点半起床，到东边那一单元书房中去写作。

一转瞬间，肚子里向我发出信号：该填一填它了。

一看表，已经六点多了。

于是我放下笔，准备回西房吃早点。

可是不知是谁把门从外面锁上了，里面开不开。

我大为吃惊，回头看到封了顶的阳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开。

我于是不假思索，立即开窗跳出，从窗口到地面约有一米八高。

我一堕地就跌了一个大马趴，脚后跟有点痛。

旁边就是洋灰台阶的角，如果脑袋碰上，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后怕起来了。

我当天上下午都开了会，第二天又长驱数百里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做报告。

脚已经肿了起来。

第三天，到校医院去检查，左脚跟有点破裂。

我这样的不服老，是昏聩糊涂的不服老，是绝对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讲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讲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