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资料和书刊，原来做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改行，我就转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亚以及中国佛教史在内。

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给与释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达多翻了案，平了反。

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罗门的保守势力，东部则兴起了新兴思潮，是前进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这种思潮。

提婆达多同佛祖对着干，事实俱在，不容怀疑。

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

我觉得，古今中外写佛教史者可谓多矣，却没有一人提出这个问题，这对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在中亚和中国内地的佛教信仰中，我发现了弥勒信仰的重要作用。

也可以算是发前人未发之覆。

我那两篇关于&ldo;浮屠&rdo;与&ldo;佛&rdo;的文章，篇幅不长，却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道路的大问题，可惜没引起重视。

辞&ldo;国宝&rdo;（2）

我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

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

在历史上，世界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

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这方面，我不但写过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

长达约八十万字的《糖史》就是一个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来讲一讲这一部书完成的情况。

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语言中，&ldo;糖&rdo;这一个词儿几乎都是转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àrkara这个字。

我从而领悟到，在糖这种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

于是我从很多年前就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在德国读书时，我在汉学研究所曾翻阅过大量的中国笔记，记得里面颇有一些关于糖的资料。

可惜当时我脑袋里还没有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空空放过，而今再想弥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

今天有了这问题，只能从头做起。

最初，电子计算机还很少很少，而且技术大概也没有过关。

即使过了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

留给我的只有一条笨办法：自己查书。

然而，群籍浩如烟海，穷我毕生之力，也是难以查遍的。

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书甲上庠，查阅方便。

即使这样，我也要定一个范围。

我以善本部和楼上的教员阅览室为基地，有必要时再走出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