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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日增，日本与亲日派的忌恨日深。

朝鲜君臣初尚对中国存敬畏之心，久则渐起不满之意。

一八八四年吴长庆及所部半数，以中法关系紧张，奉命调防辽东半岛，留韩三营由总兵吴兆有统率，袁世凯副之，名义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营务。

同年中法战争扩大，中国失利，驻韩日使加紧勾结亲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国王李熙，说是中国行将崩溃，朝鲜欲图改革独立，正为其时。

李熙的态度动摇，思称雄自主。

驻韩日使与亲日派密谋举行武装政变，袁亦严行戒备。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变发生。

日军占据王宫，亲日派夺得政权，亲华派大臣多人遇害。

袁世凯立即率军弹压，以美、英、德使领劝暂缓进攻，朝鲜大臣为了国王安全，亦有顾虑。

第三天，情势愈为险恶，袁即进王宫，击败日军，中日各伤亡数十人，洪英植被杀，日使出走，使馆焚毁。

是为&ot;甲申（一八八四）事变&ot;。

中国恐事态扩大，中枢密谕李鸿章切勿与日生衅。

本此原则，李与赴韩查办的吴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两快舰先往，命袁不得妄动。

日本军人高唱&ot;膺惩清国&ot;，法、美从中怂恿，日本政府当局则决定利用中、法战争，以谈判方式与朝鲜解决，不追究事变责任，不许中国过问。

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韩订立京城条约，朝鲜对日谢罪，抚恤伤亡日人，赔偿损失。

一如壬午事变，中国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诘问，含糊了事。

更大的失策为中日天津条约的订立。

日本对韩策略，自始即为将中、韩分开。

京城条约既订，趁中、法战争尚未结束，特遣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会议，要求中国撤兵，惩处营官，补偿日本民命财产。

李于伊藤未到之时，已考虑共同撤兵问题，表面上争辩虽烈，实无关宏旨。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条约签字，中、日驻兵一律撤回，两国均不派员教练韩军，由朝鲜选雇其他外国武弁担任。

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如须派兵，应先互相知照，事毕撤回。

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远戍，操纵难尽事宜。

二为驻兵本为防日，日兵既撤，中国已无再留兵必要。

三以约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规定，将来日如用兵，可随时为备，不虞其潜师突袭，即他国侵占朝鲜，中、日亦可会商互援。

他忽略了中、韩关系与日、韩不同。

有了这个条约，无异承认日本的在韩地位，并束缚了中国的行动。

他又认为伊藤无意吞并朝鲜，日本的富强尚须十年内外，系中国的远患，非目前之所忧，中、日暂可相安无事；中国如及时自强，朝鲜可保。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已二十余年，日本仅十余年，今后十年中国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无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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