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土匪种地未必等于当农民。

王阳明笔下的土匪自己结寨种地，同时也掳人种地，把他们当奴隶或农奴用。

蒙元统治集团和满清八旗集团早期也做过类似的事，他们用掳来的人口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奴隶和农奴制度。

乱世的农业生产者可能有多种形态，譬如军屯，庄丁，部曲等等。

居住形态则有坞堡、山寨和土围子，欧洲则有城堡和领主‐‐都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

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

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王阳明剿匪成功，恢复了帝国秩序，加大了当土匪的风险，提高了当农民的收益。

于是，许多山贼下山投诚，转化为农民，王阳明称之为&ldo;新民&rdo;。

民变匪

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

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

如果部队溃败了，或者将士兵遣散了，这些士兵就沦为无业游民。

从民国档案中可以看到，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农民。

其中，无业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

这种排序，恰好是生产性收益递减的次序：农民有地种，只要不闹天灾人祸，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

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ldo;以身为业&rdo;，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ldo;卖命&rdo;。

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在选择排序上，当兵优于当土匪，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死亡风险却极高。

我根据关东土匪的下落估算过当土匪的风险，&ldo;职业死亡率&rdo;超过38。

变法改制：从奴隶主到公仆？

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

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就不多说了，历朝历代推出恶法横征暴敛的故事比比皆是。

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们这里着重考虑更加重大的制度变迁，看看变法改制的终点能推至多远。

据《清世祖实录》（清世祖即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记载：&ldo;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

&rdo;同书卷二十说，入关以后，&ldo;俘获人口，照例赏给登城被伤之人。

&rdo;

&ldo;血战所得&rdo;之类的措辞表明，当事人确实有以奴婢为血酬的观念。

正如前边提到的那样，满族统治集团最初就像土匪一样掠人为奴。

稍后，他们又像强盗一样，以圈地的方式掠夺了15万至22万顷土地，分给八旗将士，让奴仆为他们耕种。

主子对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

这种制度安排对主子来说很痛快，操作起来既简单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办理。

问题在于，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

顺治三年（1646年），&ldo;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rdo;1649年，奴仆&ldo;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

&rdo;1654年，&ldo;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