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和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几乎遍及全国各省。

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太平军在最后几年中与敌人搏斗最激烈的苏、浙、皖三省的情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

所以，当时已有并不是站在同情农民革命立场的江苏人痛骂曾国藩，&ldo;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rdo;4。

在湘军攻破南京后三十年，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ldo;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

……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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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是很突出的。

例如江苏省的吴江县战前（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五十七万多人，而战后（同治三年，1864年）人口只有二十万挂零；浙江的嘉兴县战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近五十二万人，战后（同治二年，1863年）只剩下十五万八千多人2。

在这些地区，战后若干年间，许多耕地成了无主的荒地，有些流亡地主回来，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

清朝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法招民垦荒。

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个上谕中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ot;缓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ot;3。

有些地主为了招待佃户，先付一点开荒费用给佃户。

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还流行所谓&ot;田底&ot;&ot;田面&ot;分别归地主与佃户所有的办法。

当时，在那些已经抛荒的田地上，有许多外省的&ldo;客民&rdo;前来垦荒（例如，江苏、浙江就有不少来自湖南、湖北的垦荒客民）。

官方虽然口头上承认荒地垦熟后归垦荒者所有，但是事实上&ldo;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

&rdo;4有财有势的人乘机霸占土地，垦荒的农民只能成为受他们剥削的佃户。

即使垦荒农民真的成了他们所垦熟的一小块土地的主人（这些穷苦的农民没有财力从事较大面积的垦荒），他们也必须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粮纳税的无尽的负担。

至于地主为招徕佃户来垦荒而给与的一点&ldo;恩惠&rdo;，总是在田地垦熟后，用提高地租来加倍地收回。

所谓&ldo;田底&rdo;&ldo;田面&rdo;之分，名义上是使佃农成为他们以辛勤劳动垦熟了的土地的半个主人，实际上却是束缚佃农的一种手段。

苏州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在光绪十年（1884年）所写的书中说，佃农如果&ot;无田面为之系累&ot;，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过分剥削而另找主人，所以地主们&ot;皆以田连底面者为滑田，鄙弃不取&ot;，宁愿只要&ot;田底&ot;，而&ot;以田面听佃者自有之&ot;。

在佃户把&ot;田面&ot;看成是自己所有的&ot;恒产&ot;的情况下，&ot;虽厚其租额，高其折价，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ot;，就是说，听凭地主怎样加强剥削，佃户也&ot;不能舍而之他&ot;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