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月二十一日（11月3日），皇帝看到曾国藩的这篇复奏的时候，北京条约已经签字。

皇帝命令说，曾国藩、胡林翼、鲍超都&ot;毋庸来京&ot;1，--这时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外国侵略者的问题已经解决。

更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去镇压农民革命了。

不但如此，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发生了英、法侵略者正在北方进攻清朝京城的同时，南方的清朝官方向英、法求援，并且共同进行对太平军作战这样的奇怪现象。

这个奇怪现象发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在击破江南大营后，东下常州、苏州，进逼上海的时候。

当时苏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苏州。

苏州的地主绅士与买办商人关系较多，他们眼看清朝官兵无力抵抗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向地方当局提出了借助洋兵的主张。

江苏巡抚徐有壬（此人在苏州被太平军占领时死了）立即派江苏布政司薛焕、苏松太道吴煦、苏州府知府吴云到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

不过在这些人刚到上海时，苏州已被太平军攻下来了。

这时上海租界成了那一带逃亡的地主、绅士、资产者的通逃薮。

他们和清朝的地方官一起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外国人无耻地乞求出兵帮助镇压造反的农民。

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逃到了上海，他直接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使商谈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何桂清并向朝廷提议赶快同英法议和，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他们&ldo;代为剿贼&rdo;2。

虽然前文已经提到（第六章第六节）何桂清因这个主张而遭到皇帝的谴责，为此而被罢官，但是上海的官员和绅商买办仍然继续同英、法商谈合作。

这时有个开设泰记银号的买办资产者叫做杨坊的人，他是四明公所（以买办资产者为主的一个组织）的董事，曾花钱捐得候补道的官衔，此人成了中国官方与外国人之间的重要的联系人。

英国人、法国人这时正在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北方的大沽、天津方面去。

无论从政治和军事上说，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上海方面公开对清朝当局承担较大的责任。

但他们表示，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商人的利益所在，他们是要用兵力来保卫的。

租界在上海城外。

中国地方官又通过杨坊去请英、法，一并保卫县城，其所需经费可由杨坊负责。

英国公使布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会商了联合&ldo;防卫&rdo;上海的军事布置，决定共同用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县城，而在租界上，则由他们各自负责防卫。

清朝在上海的官员们和绅商买办们不但承认外国有权用他们的武力保卫所谓租界，而且还把整个上海都放到了外国人的武力保卫之下。

但英、法公使这时仍称他们在上海对中国的内战采取的是&ldo;中立&rdo;态度。

布鲁斯报告英国外交大臣说：&ldo;在我看来，我们并不对（中国的）这次内战进行干预，也不对交战双方的权利表示任何态度，就可以保护上海免遭（太平军的）进攻，并协助当局维持上海城内的安定。

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上海是通商口岸，上海城的利益又与外国租界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上海城的攻击不可能不对租界造成极大的威胁。

&rdo;1‐‐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而反对革命，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把公然的直接的武装干涉称为&ldo;中立&rdo;，则纵然按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显然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