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已经提到本雅明对犹太神学和神秘主义的一贯热情。

这种热情可以回溯到1915年他开始与朔勒姆建立的友谊以及1917年他与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女儿朵拉&iddot;凯尔纳的婚姻。

尽管20世纪20年代初本雅明抗拒了朔勒姆希望他一起去巴勒斯坦的请求，后者非正统的宗教情绪的影响始终是本雅明整个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特点。

埃里克&iddot;弗洛姆（erichfro）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犹太裔批判理论家表现出对人道主义宗教人类学的兴趣，往往亲近与他们相近的布伯和兰多尔（landauer）。

而本雅明与他们不同，他总是更赞同朔勒姆对希伯莱神学中更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的强调。

本雅明曾表示，他在第一部重要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文学隐喻和象征主义的独特研究，直接受到希伯来神学解释方法的启发。

后者是从多重意义来读解圣经。

他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解释说：&ldo;我从来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研究和思考，而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从神学意义上说，就是按照犹太教法典的教诲：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有49层意义。

&rdo;而且，他的这种近乎神秘主义的解释方法早已在1916年的论文《论一般语言和人的语言》中关于传达交流（unication）的定义中初具轮廓了：

除了在上帝那里，物没有适当的名字。

因为正是通过他的创造词语，上帝用适当的名字召唤它们出现。

但是，在人的语言里，它们被点名。

从人类语言和物的关系看，有某种大致可以称为&ldo;点名&rdo;的东西：点名是一切忧郁的最深刻的语言原因。

……肯定地说，艺术语言只能从这种与符号理论的最深层关系来理解。

……因为语言绝不仅仅是能交流物的交流，而且同时也是不能交流物的象征。

……人是通过名字向上帝传达自己。

他给自然界和自己的同类命名。

他根据他从自然界获得的交流来命名。

这种交流也具有一种无名无声的语言。

后者是上帝创世词语的残存，在人类中间保留下来，作为认知用的名字。

它又高于人类，是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审判。

自然界的语言相当于一种秘密口令，由每一个哨兵用自己的语言传递给下一个哨兵，而这个口令的意义就是哨兵语言本身。

一切更高的语言都是对这些较低语言的翻译，直至上帝的词语被彻底明晰地揭示出来。

这就是语言运动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