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雅明，父亲每月给的津贴毕竟是唯一可获得的收入。

父亲去世后，为了获得一份收入，他准备或打算去做许多事情：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他可以为每月拿到300马克津贴去学习希伯来文；或者如果为了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而别无选择的话，他可以为了拿到1000法郎津贴而借助各种中介装饰来辩证地思考问题。

值得赞赏的是，尽管他穷困潦倒，但他后来对这两件事都没做。

另外，朔勒姆的无限耐心也同样值得赞赏。

朔勒姆极其努力地从耶路撒冷大学为本雅明争取学习希伯来文的津贴。

这也使得他拖延了几年。

当然，没有人会仅仅为了他天生适合的&ldo;文人&rdo;地位来赞助他。

无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地位的独特前景。

今天，&ldo;文人&rdo;（hodelettres）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无害的、边缘的形象，他似乎相当于总是具有一点喜剧色彩的&ldo;独立学者&rdo;的形象。

本雅明觉得自己很亲近法语。

对于他，这种语言成了辩护他的存在的&ldo;一种托词&rdo;（《书信集》第2卷，505页）。

因此他可能知道&ldo;文人&rdo;起源于法国革命前，也知道&ldo;文人&rdo;在法国革命中非凡的经历。

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ecrivasetlitterateurs）不同（《拉鲁斯词典》也把他们定义为&ldo;文人&rdo;），这些&ldo;文人&rdo;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

&ldo;文人&rdo;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

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

&ldo;文人&rdo;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

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

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

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ontaigne）的世俗智慧，帕斯卡（pascal）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

在此我们不能讨论18世纪把&ldo;文人&rdo;变成革命家的环境，也不能讨论19和20世纪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分裂成&ldo;有教养的&rdo;阶级和职业革命家。

我之所以提及这一历史背景，仅仅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因素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与革命和反抗因素结合在一起。

在&ldo;文人&rdo;消逝前夕，仿佛&ldo;文人&rdo;形象注定要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全部潜能，尽管‐‐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以这样一种灾难方式丧失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从而使纯粹的精神热情能够完全地展现其最引人注目的潜能，使得&ldo;文人&rdo;这一形象如此可爱。

的确，有种种原因使本雅明反抗他所出生和成长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社会环境，也不乏理由使他采取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立场。

他在后一时期拒绝从事一种职业。

在《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本雅明把他出生的房子描述成一个&ldo;早就为我准备的陵墓&rdo;（《选集》第1卷，643页）。

很典型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和古董商；他的祖父母一代，有一个是正教徒，另一个属于新教教派。

&ldo;童年时代，我是旧的和新的两个西区的囚徒。

当时我的家族居住在这两个区。

他们既顽固执著，又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