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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开展，并显著地反映在基金会对从事民权和机会均等领域工作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符合许多&ldo;侄子侄女们&rdo;的利益。

但是，虽然我和我的哥哥们坚决支持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范围更加广阔，但我们觉得对&ldo;我们&rdo;家族领导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多年来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继续负有责任。

在我们考虑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退出这些机构领导职位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地将这些机构切分开来而不为其将来提供充足的资源，则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设想捐献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献资金的一半。

我们的考虑是，有了这些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ldo;将不再需要继续为这些机构负责&rdo;。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立刻启动了一个审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达纳•克里尔负责监督。

不到一年时间，显然我们每个兄弟对于我们所说的&ldo;克里尔委员会程序&rdo;的期望和目标各不相同。

约翰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ldo;终端&rdo;拨款的数量和金额。

我和劳伦斯与约翰的意见不同;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各个机构拥有坚实的未来。

尤其是其中的两家机构‐劳伦斯的斯隆•凯德琳癌症纪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学‐要想作为卓越的机构生存下去，就要求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

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

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ldo;不合适、假公济私&rdo;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118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ldo;断送&rdo;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层复杂性。

该法案严厉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

但是，在税收改革法案通过国会讨论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完全摈弃基金会。

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

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

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国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

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

但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含蓄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冲突更加尖锐。

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

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ldo;断送&rdo;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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