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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我们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

如果乔治取消了我作出的决定，而我觉得该决定事关重大，不能坐视不理，那么我就会亲自找上门，争取寻找解决办法。

如果分歧过大，我们最后会表现得接近粗暴无礼。

乔治会很鲁莽，摆出一副屈尊的架势，对我解释说我&ldo;显然不懂得&rdo;金融的基本知识。

我无法否认他作为一名信贷官员的能力优势，但在有些问题上，我常常感觉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至少与他旗鼓相当。

当我提醒他我们两人拥有平等的权力时，他会提醒我说协议赋予他在贷款决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日常事务的决断权。

我会反驳说，那件事包含长期政策方面的意义，因此也是我负责的领域。

有时，这种循环过程会持续几个星期而没有结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找到了折中方案，但偶尔我会告诉他说，我要将问题提交董事会。

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乔治一般会屈服。

公平地说，我和乔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最明显的是银行的国内扩张问题‐随着国家和州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放松了规范性限制，银行的这种发展成了可能。

虽然我们避免了公开冲突，银行里的官员们都普遍意识到我们两人的意见不合，其结果是，当人们希望推行某种想法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两人当中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同情该想法的人‐这种非正式程序很快被称做&ldo;见风使舵&rdo;。

我们的的确确产生了内部分裂，陷入了内部斗争，在如何向前发展问题上，甚至在走哪条&ldo;前进&rdo;道路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

我们的大部分分歧围绕着我们使银行走向国际的方式和程度问题。

但是，全球经济变革显然支持我的观点。

83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

杰克•麦克洛伊于1961年1月1日将一个健康发展的银行交给了我和乔治•钱皮恩。

在他担任董事长的8年里，银行的资产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0多亿美元;存款规模超过了80亿美元;贷款和按揭规模增长到了将近7500万美元。

大通成了纽约市首屈一指的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美洲银行。

但是，我看到了两大致命弱点‐没有这些弱点，我们的地位将非常有利。

首先是我们的存款规模。

我们没有跟上信贷需求的&ldo;爆炸性&rdo;增长速度，虽然我们另外有了曼哈顿银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并在纽约市范围里‐根据过时了的联邦规定，我们被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设立了许多新的分行。

纽约州的金融规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松动开来，允许纽约市的商业银行在毗邻的郊区县韦斯特彻斯特和拿骚设置分支机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海外贷款的低水平。

虽然大通在外国代理行业务方面保持了美国银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无论是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信贷方面，我们都不是&ldo;领先国际银行&rdo;。

我认为，守旧派在维持国内借贷业务这个主导地位的决心，等于是默认自己要成为二流机构，而这一点，从长期的角度说，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作为一家独立银行的生存。

由于我坚持推行海外扩张的战略而乔治坚决反对，因此我们在银行的联合领导任期就成了漫长的、常常是不愉快的争夺工作重点的斗争。

84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

他不在开罗。

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

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

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

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

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

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简单地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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