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

不久，提为第三书记。

陈总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汉年抓的。

我的工作，在刚刚解放的几个月，重点是帮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重点就在上海了。

我那时是上海市委委员，并先后担任市委统战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财委和市府秘书长等职务，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汉年同志把关的。

从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调离上海的3年4个月间，因为工作关系，同汉年几乎天天见面。

在这期间，汉年有几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进入上海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怕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不敢同他们来往。

陈总在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远瞩的。

解放后一个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的四楼会议室开会。

他同汉年都做了长篇发言，用爱国主义去教育出席会议的人们。

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他们。

当时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见到共产党，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开会的，听到这些入情入理的报告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了。

一些在香港观望的人物，也逐渐回来了。

刘鸿生老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回来的。

鸿老一回到上海，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六七月间，几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请陈总和市政府几位负责人吃饭。

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吃资本家的饭，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犯政治错误。

陈总笑着说：&ldo;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伯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rdo;汉年支持了陈总的意见。

吃那餐饭，我也参加了。

实际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

我那时已经参加了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工作。

汉年经常对我说：&ldo;要同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

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rdo;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统战工作，是得到陈总的亲切领导，也得到汉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样，在打击了投机倒把，在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之后，物价稳定下来了。

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虚假购买力，也骤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