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

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

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

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

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

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44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

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

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

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ldo;政治解决&rdo;共产党。

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

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

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

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

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

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