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

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

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

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

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

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为了加强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

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

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ldo;文化围剿&rdo;的形势。

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点不定，经常是在北四川路的&ldo;公啡&rdo;咖啡店里，大家装作喝咖啡闲聊天的样子，作为掩护。

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时，则到潘汉年同志家里开会。

通常参加会议的有文委成员朱镜我、杨贤江、李一氓、王学文、李初梨、彭康、冯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

文委讨论文学问题时，也请夏衍同志参加。

潘汉年同志在领导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

当时革命文化界里面各种意见很多，特别是&ldo;创造社&rdo;的某些同志和鲁迅先生不和谐，有些成见。

潘汉年同志能够超脱门户之见，和鲁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原&ldo;创造社&rdo;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

潘汉年同志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他机智灵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往自如，从容不迫，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种联系，为进行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他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天总是在东跑西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