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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第1页）

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不这样做便不具备现代意识、不体现理论深度。

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

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竟指责

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等等。

我对此

一向感到困惑：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人类的文明史是一个不断地积

累、发展的过程，在它的各个分支上，都必然体现出后来居上的总趋势，所

以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总是要被后人超越的。

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而现代的

科学家已能用卫星遥感技术来预测地震了；祖冲之最早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

点后面七位，而现代的数学家借助电子计算机已把，π值精确到小数点后十

万位以上了。

如果我们说张衡“受到时代的局限”

而没有发明更好的地震观

测及预测方法，或者说祖冲之“受到时代的局限”

而没有把圆周率推算得更

加精确，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错，可是那不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吗？据我

所知，关于科技史的著作中很少见到此类“论述”

。

但是在文学史、哲学史

的研究领域内，这样的“论述”

却是大量的、经常的，有时甚至是喋喋不休

的。

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

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

明。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伽达默尔说：“真

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音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

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真理与方法》）

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诠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

中却必须时时牢记着对象的“历史”

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

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不应该用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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