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

在苏联，&ldo;牙齿&rdo;同&ldo;尾巴&rdo;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

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

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

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

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

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

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

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

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

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

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

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

霍雷肖&iddot;赫伯特&iddot;基奇纳伯爵（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

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ahdi）对埃及的入侵。

乌姆杜尔曼（odur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