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

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ldo;压倒战术&rdo;，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

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

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

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

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

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

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

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ldo;伦敦协定&rdo;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

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

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

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

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

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

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

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

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

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

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

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

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

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