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进门后立即把外套脱下——屋里闷热，我就像进了温室。

我在过道里的恒温器上将设置的温度下调了一些。

凯西喜欢热一点，我则喜欢凉一点——所以在温度问题上，我们经常各不相让。

我在过道上就听见了电视的声音。

近来凯西似乎看了不少电视。

电视机这个无休止的噪音垃圾箱成了这幢房子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发现她蜷缩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大腿上放着一大袋虾仁鸡尾酒薯片，正用染着红指甲的手指头把它掏出来，往自己的嘴里扔。

她一直这样吃垃圾食品，所以近期发胖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一两年，她没怎么去工作——她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精神压抑。

她的医生想让她服用抗抑郁药，但是我让她不要用。

我主张找个心理治疗师，用交谈的方式进行疏导，我甚至主动提出帮她找个心理治疗师。

但她似乎不想跟人交谈。

有时候，我发现她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是不是想鼓起勇气把与加布里耶尔的风流韵事告诉我？可是她只字未提。

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就像艾丽西亚以前那样。

我希望能帮助她——但是我好像无法接触到她的内心世界。

真是可怕的讽刺：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留住她——但无论我怎么做，最后都失去了她。

我坐在扶手椅上看着她。

“我的一个病人服药过量，”

我过了一会儿说，“她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没有反应。

“好像是一个工作人员故意给她加量的。

一个同事。”

依然没有反应。

“你在听我说吗？”

凯西耸耸肩：“我不知道说什么。”

“说两句同情的话也好嘛。”

“同情谁呀？同情你吗？”

“她呀。

我给她治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单独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