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

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

。

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

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

。

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

，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

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

，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

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

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

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

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

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

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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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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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

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

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

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

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

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

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

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

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

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

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

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

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

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

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

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

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

、“粗俗不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