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

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

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

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

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

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

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

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

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

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

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

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

的一部分。

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

，一个是“滹沱麦饭”

。

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

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

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

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

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

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