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

，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

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

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

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

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

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

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

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

“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

“夜与谢米诺夫。

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

（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

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

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

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

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

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

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宇），苏龛，真乃疏忽不堪！”

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

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

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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