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

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ldo;大众文艺丛书&rdo;。

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

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

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

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

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

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ldo;蹭&rdo;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

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

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

病后两个月，他便能&ldo;牙牙学语&rdo;；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

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ldo;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

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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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

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

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

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

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

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

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

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

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

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

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

1950年4月，北京市召开&ldo;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rdo;筹备会，父亲以抱病之身应邀参加，从此，每逢市文联召开大小会，父亲都是风雨无阻，亲自参加，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亲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不能写作，家庭人口多，经济仍不富裕。

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不要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便卖掉了自己用私蓄买的北沟沿的大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仍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ldo;二厂五福布150尺&rdo;买下了砖塔胡同的房子，现在附录于此，留待民俗学家和北京史学家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