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

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

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

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

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

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

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ldo;粮仓满囤&rdo;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

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

这些读&ldo;四书五经&rdo;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

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

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

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

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

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ldo;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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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掸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

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掸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

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