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

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

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

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

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ldo;文明狼&rdo;的锐气了。

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

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

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

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

那里的帝王早就在&ldo;春花秋月&rdo;，&ldo;雕栏玉砌&rdo;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

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

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

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ldo;力拔山兮，气盖世&rdo;，&ldo;三千越甲可吞吴&rdo;，&ldo;楚虽三户，亡秦必楚&rdo;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

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

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

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

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

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

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

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

古言道：&ldo;关西出将，关东出相&rdo;，&ldo;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

&rdo;《宋史&iddot;李纲传》也说：&ldo;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

&rdo;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

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

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ldo;理学&rdo;的盛行。

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ldo;理学&rdo;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ldo;新精神&rdo;。

最致命的是提出&ldo;存天理，灭人欲&rdo;，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ldo;天理&rdo;来灭除人欲。

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

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

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

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ldo;惟生产力&rdo;，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