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

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

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

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

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

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

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

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

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

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

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

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

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

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

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ail。

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

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